人的一生，总会经历意外的悲欢离合，经历突然的困顿和挫折。它们迎面而来，令人措手不及，茫然失据。当不确定的悲伤和压力不期而至，我们如何自处？如何坦然渡过？面对新冠疫情这场席卷全球的突发公共事件，财新文化携手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，邀请艺术、公益、心理等各领域影响力人士，以观察和内省，谈生命的认知，谈心灵的释放，谈个体的担当，以期在共情中连接彼此，感悟生命，面向未知，向阳而生。

翟永明，中国当代诗人，生活、工作于北京、成都

翟永明说，作家的写作应该跟随内心，内在的思想和观念变了，写作一定会变。

——编者

【敬畏、善待】

《众生问》：您喜欢独处吗？疫情期间隔离的⻓度是否超过了您的忍耐极限？

翟永明：我的隔离生活安排，和平常差别不大：早上阅读，下午写作。其实，我平常就喜欢独处，爱宅在家里面，但是，主动的“宅”和被动的“宅”还是不一样；隔离时时让我有点幽闭恐怖症要发作的感觉。中途还遇到地震事件，幸亏成都人一如既往地乐观，迅速将其转为各种段子疯传。生活在成都，我感觉还是幸运的。因为不在武汉，所以还没觉得到了忍耐极限，但常常为武汉人担心，感觉他们真的不易。

疫情期间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和写作。由于隔离的原因，我和戏剧导演曹克非策划的，以我的一首长诗《十四首素歌》改编的戏剧，无法正常排练，后来改为“云会议”，做戏剧的前期沟通和戏剧构作的准备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经验，也是在一种限制下产生的某种张力吧，它也许会激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创造力。

《众生问》：对于疫情中经历亲⼈逝世的家庭，您有什么寄语吗？您如何处理⾃⼰类似的经验呢？

翟永明：对于疫情中经历亲⼈逝世的家庭，我想任何语言都难以给他们带去安慰。毕竟面对死亡，任何语言都是无力的、多余的。唯有时间的流逝，能够慢慢让痛苦麻木；时间的冲洗，能够渐渐抚平亲人的心灵。这也是我面对亲人离世的感受。

《众生问》：此次疫情中让您最恐惧和伤痛的是什么？最让您难忘的瞬间和个⼈是谁？

翟永明：最打动我的事是李文亮医生的去世，和因他去世而引发的网上悼念。后者是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过的网络事件。这两件事之所以牵动人心，是因为一个涉及成千上万老百姓生存状况的公共卫生事件，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。但是，在疫情之初，老百姓却没能得到应该得到的知情权。如果关于灾难或重大危机的言论，都不能自由地表达，我们很难从过往的灾难中，吸取教训，从中反思。常言道：炸弹不可能两次落入同一个弹坑。但是，此次疫情，我们就在同一个弹坑里，再次被击中。这充分说明，任何社会都需要各种声音并存，我们需要灾难的预警，这样才能让我们在灾难来临之前，有所准备。

《众生问》：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经历对于您的理想、原则及⾃我认知是否有所改变？

翟永明：2020年的疫情，对整个文明世界都会产生巨大的改变，这也会导致每个个体的生存、经验和认知也产生大的变化。具体到个人，我会认为世事无常。人类无论怎样追寻高科技，以图改造世界，但自然界，自有其另外一种运作模式，那是人类无法战胜的。我们只能更加敬畏未知的领域，善待地球上一切物种和生命。

《众生问》：请您推荐疫情期间您阅读并喜爱的书籍或者电影、艺术作品？

翟永明：我在读许倬云的《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》。在疫情期间，中国人的性格表现，引发了我的关注。我也希望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演变，从中去探寻中国人性格的形成、社会祖织的结构，以及由亲缘结成的血亲网络。

此外，我几乎每天都看朋友圈转发的“方方日记”，通过方方，还有武汉诗人小引的微信记录，来了解武汉的真实状况。尤其是武汉疫情爆发之初，各种信息、各种谣言和辟谣满天飞的时候，我更愿意相信方方和小引。他们俩都是我信任的作家，也都从个体经验出发，从作家和诗人的视角出发，且他们的观察和叙述更具有现场感，能够为我们传递一些比较真实的信息。

在此期间，我看了不少电影。我很喜欢李沧东的《燃烧》和《诗》。《诗》和《追捕聂鲁达》是近几年我看到的关于诗歌和诗人最好的电影。

另外，重新看了李樯编剧的电影《立春》，感觉这是一部被低估的电影。它是我片单上最靠前的两三部中国电影杰作之一。现在已经没有人像这样拍电影了。

还看了《乔乔的异想世界》和韩国电影《南山的部长们》，两部电影都是反思历史，反思他们国家的至暗时刻。反思决定了未来，这样的电影，总是会提醒我们关注历史的经验。

【对世界更多一点善意】

《众生问》： 您曾经遇到过的最⼤困难是什么？

翟永明：1986年从单位辞职后，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，家里和社会压力很大。而且看不到希望。

《众生问》：您最希望看到的改变是什么？

翟永明：我最希望改变的是在艺术创作中，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和宽容。希望社会能通过这次灾难，更多地让人们远离偏见，远离非黑即白的判断，远离各种对不了解的事物加以鞭挞的习惯。尤其是网络暴力，对陌生人的集体施暴。希望这个社会经过疫情能去掉更多的戾气，对世界更多一点善意。

《众生问》：您认为理想的⽣活和环境是怎样的？现在的⽣活是您想要的吗？

翟永明：我认为最理想的生活，就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成为自已的工作。最理想的环境就是能够得到自由、且让人身心舒适的地方。当然，这需要你去追求和付出代价。现在的生活正是我想要的，同时，也是我付出许多代价才得到的。

《众生问》：您是否对于某些事情曾经持有偏⻅，这次疫情改变了它？

翟永明：以前就没有太多偏执的东西，这次疫情之后，就更不会有了。因为一切都不在个人掌控之中，个人的偏执又有何用？

《众生问》：您幸福吗？

翟永明：这要看怎样定义幸福这个词。物质上的幸福容易达到，精神上的幸福就很难达到。

【用自已独有的艺术语言来反映社会现实】

《众生问》：您认为艺术家的价值与创作是有⽆限可能，还是局限于⼀定条件的？

翟永明：我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力有无限的可能性，至于他们的价值，或者说价值的体现，则局限于⼀定条件。比如诗人杜甫，在他生活的年代，他的价值并没有被社会完全接受，但是，随时间推移，他的价值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；其影响力甚至超越国界，这是他本人和他的时代所意想不到的。这种例子很多。

《众生问》：艺术与⾃然环境、社会建设的关系上，您的观点是怎样？

翟永明：艺术家永远是社会的一分子，艺术的作用也与⾃然环境、社会建设连在一起。好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中，应该用自己独有的艺术语言来反映社会现实，参与到建立一个良好社会形态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活动中，而不是去回避。对社会现实没有思考，且不能将这种思考转化成好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家，是不及格的。

《众生问》：对于安全与⾃由、团结与国界，您有什么⻅解？

翟永明：我想全球化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。各自为政的国家主义会慢慢回归。安全与自由的美好前景也蒙上了阴影。我们将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生活在对未来的迷茫之中，很难想像还会有什么先知来为我们指明方向。

疫情带给你什么改变吗？你掌握了什么和自己相处的新办法吗？或者，如果你有更多想要提出的问题、想要看到的解答人，欢迎留言、评论，也可以发送邮件至ask@caixin.com与我们联系。